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三重矛盾关系
——从“发条人”隐喻谈起
于天宇 | 文
于天宇，1988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命政治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摘 要：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用“发条”隐喻揭示了资本逻辑下主体的存在状态。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提示每个人必须不断“自我完善”，在资本逻辑宰制下，“发条人”隐喻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样适用。所谓“自由”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由的反面，既产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性矛盾，又产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各自的内部矛盾，加剧各自内部的分裂，并且这三重矛盾最终都将加深无产阶级的苦难。“发条人”是资本逻辑进行生命宰治的存在表象，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逻辑悖反，是资本主义政治欺诈与经济压迫的现实必然。
关键词：“发条人”；“自由竞争”；资本逻辑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用“发条”的哲学隐喻具体地揭示了人在资本逻辑下的存在状态，深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动力学机制，现实地批判了“自由竞争”的社会历史后果。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继续了对关于“竞争”“垄断”及资本逻辑奥秘等问题的探索，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了关于“资本力量”“制度力量”“资本逻辑”“自由竞争”等问题的相互关联与博弈过程，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条人”生成的逻辑根源。于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细化了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生命的机器化特征，工人的双手实质上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机器的延伸，并必须不断如“发条”式运转，以维持其生计;另一方面，他指出资产阶级为维持其自身的剥削阶级地位，使其自身的发展动机由获得使用价值和消费享受，异化成了对价值和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为满足如此庞大的致富欲，资本家作为“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激发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热情。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双重视角切入，充分地揭示了资本的运作机制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奥秘。通过资本家“主动轮”的比喻描绘，呼应了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发条”隐喻，二者皆形象地反映了人在资本压榨之下的异化现象，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全体人如“车轮”“发条”般的存在景象浮出水面，并完整揭露了隐藏在其后的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竞争”的竞赛规则与置身其中人的不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的过程，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条人”生成，以及对资本主义真实面目揭露的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条人”与“自由竞争”问题实质的一系列探索及其最终结果，深刻说明“发条人”与“自由竞争”问题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意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原则，实质上是一种自由的陷阱，即在所谓的“自由”原则掩盖下，以牺牲全部人的自由为代价，实现了资本自身的全方位自由发展。一、“发条人”隐喻与“自由竞争”三重矛盾关系的历史语境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揭露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在因私有制而产生的商业与买卖中，“商业是合法的欺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页)，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的，竞争这头“凶猛野兽”伴随私有制的存在而无处不在(参见同上，第63、71页)。资本必须最大限度地展开竞争，工人也同样被迫将全部力量用于竞争。(同上，第77页)因此，恩格斯指出:“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并认为“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4页)这一论断隐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人的存在样态:每个人如发条般竞争，为资本增殖不断运转，当他不能为资本工作时“立刻会有其他的人来填满”(同上，第85页)空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指出:“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运作得越是有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3页)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生产的全部发条”包含着生产全过程的每个环节与推动生产的各个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与劳动者都包含其中，因此，在资本逻辑的宰治下，不仅全体人处于一种“发条”般的存在状态，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要素都不能摆脱资本增殖机器中的“发条”宿命。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的主动“禁欲”，实质上正是对资本逻辑宰治下资本家被动“禁锢”的事实揭露。这意味着竞争不仅内在勾连着人的存在状态，同时控制着人的自由。一方面，“自由竞争”无处不在，贯穿于全部生活关系中，如发条般提供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担当;另一方面，也正因其占领了全部的生活关系，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意义已经等同于机器，每个人无非是在庞大资本机器中如“发条”般运转的各个环节。竞争原则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层面与任何阶级中，造成了全部人之间相互奴役的状况，并且，人的存在状态发生异化，主体不能自由选择脱离于这种“发条人”式存在。这既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部管控，同时体现了“自由竞争”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与人的不自由。“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9页)“自由竞争”规则表面呈现出一幅买卖自由、童叟无欺的乐观景象，实则将全部人规训成资本增殖过程中的“发条”，通过致富的欲望，使人们在竞争中沦丧道德，人们互不信任，并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问题时指出:资本将“自由竞争”包装成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等同于否定人的自由。对此，马克思批判道:“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同上，第180页)这里的“发展”并非人的发展，而是资本的发展，因为资本使人的“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同上，第181页)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规则下，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对物使用的不自由，也正反射出人的不自由，“自由竞争”实质上彻底剥夺了任何人的自由。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面对资本的宰治与自由的丧失，劳动者无法自由选择，资本家同样不敢自由懈怠。“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7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劳动者只能“自由”地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必须接受资本家的剥削，甚至于努力竞争被剥削的资格，“自由”的劳动者并不真实存在，劳动者的自由实质上是一种陷阱。与此同时，在剥削阶级内部，资本家之间同样存在竞争，每个资本家都试图通过扩大再生产，缩短个别劳动时间，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否则将在竞争的压力下被淘汰。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们也必然同样如“发条”一般，不断进行获取剩余价值与扩大再生产的重复操作，即无休止的进行资本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同样落入“自由”的陷阱之内，即便如此，一部分资本家同样时常面临“降级”风险。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条人”隐喻的真实含义与主体的真实存在状态。“发条人”的隐喻，使我们窥视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矛盾内核与社会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原则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自由双重失控，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资本家被迫扩大再生产，二者都不具备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促使各自阶级内部继续造成分化，这种分化将再次加剧竞争，同时加剧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原则下，全部人在存在本质上已然成为如“发条”般不断运转的机器，在不断竞争的游戏规则中，使人自身距离人的本质渐行渐远。当竞争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生活关系之中，“发条人”也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全面生成，并形成了“自由竞争”原则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三重矛盾关系。其一，以剩余价值所有权为核心矛盾所生成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引发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以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是剩余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工人通过其自身劳动，创造出了远大于他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剩余价值，却仅能赚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计。“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页)而剩余价值的真正占有者，则为以资本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并将相当一部分剩余价值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以获取更多的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资本不断积累，维持其自身的竞争力。资本越积累，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则越贫弱。劳动者越努力劳动，他与资本家之间的力量差距就越悬殊，这种悬殊将加大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在资本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循环过程中，不断加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一根本矛盾，将因为竞争的持续而不断恶化。这正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下的第一重矛盾关系。其二，以获取被剥削机会为核心矛盾所生成的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关系，即由相对过剩人口激增引发的“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并不断生成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而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将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继续激增。“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6页)相对过剩人口上升，将促使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到达一定程度后，势必引发经济危机，“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历史语境与生成逻辑，同时指出，所谓的“相对”是相对于资本的需要，“过剩”是相对于资本需要的过剩。相对于资本需要的过剩，或者说对资本的无用，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二重矛盾关系得以构成的主要因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生动形象地提出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另外一个称谓方式，即“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可视为潜在的劳动者，并未直接参与劳动，看似并不包含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生产关系之内，然而，“产业后备军”的产生与其最终去向，皆来源于并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产业后备军”相对应的是“现役劳动军”，即正在接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劳动者。“现役劳动军”不断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再次转化为资本，伴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投入比例减少，“产业后备军”比例不断增加。换句话说，“现役劳动军”越发努力投入生产，越会生成更多的“产业后备军”。正如马克思的观点:“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7－728页)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出现，“现役劳动军”将不断面临竞争危机，为了在竞争中生存，“现役劳动军”不得不加倍努力，甚至甘愿获取与其所付出的劳动力更不匹配的报酬为资本家服务，甘愿被资本家榨取更多。“尽管出现了社会劳动方式造福于所有人的历史可能性，但社会劳动实际上正使大多数人变得贫困。”(普殊同，第40页)这样一来，资本家理所当然地无偿获取了更多来自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竞争的逻辑下，工人将这些剩余价值拱手让于资本家，这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在资本运作中生成更多的“产业后备军”。“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3－734页)由此，“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矛盾陷入恶性循环，二者不断为获取被压榨的资格而激烈竞争，但越是这样的竞争，越促使这样的矛盾局面加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规则之下，劳动力市场同样必须遵循供求关系的原理，“产业后备军”成为了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调节器。“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竞争关系，正是在“自由竞争”原则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二重矛盾关系。其三，以争夺垄断地位为核心矛盾所生成的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关系。“发条人”存在于被“自由竞争”原则全面贯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维度，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部人。恩格斯指出:“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简言之，竞争转为垄断。另一方面，垄断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正如禁止输入或高额关税直接引起走私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3页)这恰恰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将在“自由竞争”的规则下，无休止地进行，不断重复着获得竞争力－实现垄断－获得竞争力的运动过程。在资本家为了实现不断获取利益－增强自身－获取利益的相互竞争循环中，事实上已然变成了一种“发条”式的存在，丧失了真正人的存在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深刻批判的:“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劳动，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同上，第77页)在《资本论》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剖析，资本家们通过科技的进步、技术手段提高、新型机器的使用等方式提升个别劳动生产率，以使其在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位资本家都必须如“发条”一般不断地壮大自身实力，否则将面临在自由竞争中被淘汰的风险。对于“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来说，直接被资本剥削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的劳动力将不被需要，因此，二者之间的竞争，包括二者内部的竞争，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将愈发激烈。对于资本家们来说，根本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4页)而这必须通过商品交换得以实现。然而，在资本市场上，虽然某一领域、某一产品的供求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但对于资本总市场来说，商品总供应总在不断上升，而伴随“产业后备军”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市场总需求能力总在不断退减。所以，为了使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可以尽可能多地顺利完成交换，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斗争愈演愈烈。马克思认为:“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同上，第722页)对于剩余价值、劳动生产率、生产规模、便宜的价格等的不断追求，形成了“自由竞争”原则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三重矛盾关系，即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矛盾关系。二、苦难转化: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三重矛盾关系的政治逻辑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包含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相互对立的第一重根本矛盾关系，“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相互竞争的第二重矛盾关系，以及资本家之间相互逐利的第三重矛盾关系。“发条”的隐喻，揭示了三重矛盾关系的历史语境与社会后果，使我们明确了资本逻辑的根本运行方式。在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根本运动方向下，全体人必须如“发条”般不断地竞争，不断地加速，人们需要跑得尽可能地快，才能留在原地，或者说，保持在滑动的斜坡中不至坠落。竞争理念打破了阶级的限度，使得无论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产阶级，亦或是被迫追求尽可能多地出卖自身劳动力机会的无产阶级，都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否则将沦为“失败者”或“现代性废物”。这样的竞争恰恰印证了恩格斯的判断:“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页)而在这样的竞赛中失败的群体，比如“剩余的产业后备军则成为现代性废物，最终沦落为彻底的赤裸生命”。(王庆丰、苗翠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这些矛盾无法真正化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的三重矛盾关系，既异化了全部人的存在状态，剥夺了全部人的自由权利，同时，也造成了全部人的苦难，并引发深远的后果。三重矛盾贯穿于两个阶级之中，自成关系，但又彼此联系。在资本逻辑的实际运行中，由资本主义三重矛盾展现出全体人的苦难后果将相互传导，并循环激化。首先，第一重矛盾所引发的后果，将反映在第二重矛盾之中。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在无产阶级内部展开，加剧“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矛盾。这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越发隐秘，剥削关系也越发牢固。资产阶级最初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实现其资本扩张，“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07页)，并更进一步通过“等价交换”原则，以工资的形式掩盖了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模糊了工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界限，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种假象，就是雇佣劳动和历史上其他形式的劳动的不同之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9页)因此，马克思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62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剥削手段更为隐匿，并造成了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工人想方设法获取为资本服务的工作岗位，福利社会的生存保障使他们逐渐淡弱了抵抗的诉求，消费社会的欲望驱动使他们错判了斗争的对象，伴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渗透在无产阶级内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发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愈发退减，从而促使“真凶”逍遥法外，资本宰治的真相被继续遮蔽，这“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列宁全集》第23卷，第19页)。其次，第三重矛盾所引发的后果，也将反映在第二重矛盾之中。马克思认为:“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为了获取这样的尊敬，一方面，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势必以榨取工人最大剩余价值为保障。只有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才能实现将更多剩余价值投入到预付资本之中，从而使科技发展进步、机器推陈出新等成为可能。科技的进步作为生产力更大发展的可能条件，在科技的助力下，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本家继续不断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稳固其剥削阶级地位。“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同上)而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更多来自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继续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无疑使工人的处境更为艰难，苦难更为加剧。机器在资本家手中失去了解放生产力的意义，而是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使工人阶级丧失了更多由他们所创造的价值。激增的相对过剩人口，导致无产阶级内部的整体购买能力不断消退，这样的情形将直接影响商品的流通，并制约资本的循环周转与再生产。在资本市场供求失衡的情况下，降价似乎是唯一的法则，对此，资本家们将通过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以使自身的利益受损更小，这样一来，资本家们所损失的利益，同样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填补，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所引发的后果，再次在无产阶级内部表现出来。对此，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当然，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中，并非否认自然资源对资本挥霍式增长的限制，而是在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于资本对自然资源的侵蚀，其对无产阶级的压榨更为血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因此，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同样要以牺牲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为代价，资本家之间矛盾引发的后果，同样表现为无产阶级内部苦难的加剧。这使无产阶级的命途更为艰辛，同时更加遮蔽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最后，在“自由竞争”原则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二重矛盾所引发的后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第一、三重矛盾，并在第二重矛盾中继续派生出新的矛盾关系。第一，无产阶级内部的竞争总会带来更低的劳动力商品价格，这使得资产阶级更轻而易举的获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并且通常又由竞争决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页)这将直接导致整个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总体力量更为悬殊，并使无产阶级积蓄更深的苦难，加剧第一重矛盾。第二，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激增，导致无产阶级的总购买力下降，逐渐不能迎合越发充盈的商品市场，这将会对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造成更为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所生产的商品无法顺利在市场上完成交换，因而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将过剩的商品销毁。“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有关商品的价格的事情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同上，第61页)当然，资本主义市场中出现的打折促销、“全年店庆”等现象并非对这一观点的现实违背，因为这样的商业行为，使得资本家们通过“量”的积累获取了更大的“质”，此正是“薄利多销”的奥秘。而这些矛盾的加深，无疑使无产阶级内部需要消化更多的苦难，因为商品价格的暂时下调将必然导致维持工人最低生存标准所需要的成本下跌，资本家们不会允许自身利益损失，因为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第三，不断减少的被剥削机会，使劳动者们为维持生计更为拼命争取，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竞争者，才是造成他们自身如此苦难生活的根源，而不知，他们越是加速努力，越会使自身被加速剥削。资本从两方面同时施展其制裁手段，使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在根本上控制了劳动的供求关系，致使在“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矛盾陷入恶性循环。产业后备军既加压于现役劳动军，同时也抑制了现役劳动军的欲望诉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6页)这样的恶性循环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二重矛盾关系继续分化，使“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矛盾雪上加霜，并随之促进了产业后备军内部的矛盾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又被进一步转化为‘人才储备军’与‘彻底的赤裸生命’之间的对抗。”(王庆丰、苗翠翠)也就是说，转化成一部分积极的“产业后备军”与另一部分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渐行渐远的“现代性废物”的竞争矛盾关系。具体来说，一部分相对优秀的产业后备军被“提纯”后成为“人才储备军”，而其余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的“产业后备军”则降格为“现代性废物”，最终成为“赤裸生命”。但即使如此，他们都无法逃脱资本的规训与管控，并分别扮演资本掠夺过程中调节、制衡“现役劳动军”“产业后备军”的工具或手段。因此，“发条人”式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果、“发条人”式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后果，将不断在无产阶级内凸显，即加剧“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人才储备军”与“赤裸生命”之间的矛盾，并促使无产阶级内部继续分裂。这使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被愈加遮蔽，同时，资本对劳动者的掌控更为牢固。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深刻地批判了由“自由竞争”三重矛盾引发的社会后果，并揭示了所有矛盾的发生根源在于分裂。“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必定会不断地加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1页)这样的分裂，实质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所造成的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直接对立。正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下，促使整体分裂为诸多个体，并重复着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旨归的“发条”式运转。在这些个体内部，仍然同时存在着诸多更小的个体，更小的个体总是期盼着通过自身壮大而实现“晋级”，却又在竞争中分化出更多的个体。“换句话说，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同上，第72页)这使得人类达到了不道德状态的极点，即资本逻辑下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循环中，呈现出了不断的分裂，分裂又促使竞争的普遍性提升，直至贯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我们知道，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同上)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以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逻辑，或者说是一种以“资本基本主义”原则为根本遵循的发展路径，一种以资本为中心构造的社会基本组织和经济权力，更为直接地说，是一种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扩张规律。在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将“发条人”的存在样态传动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部人，同时，也造成了全部人自由的丧失。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来说，“自由”只是虚幻的泡影，他们看似在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种类、劳动方式，公平合理的用自身的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报酬，而事实上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之下，他们别无选择。同样，对于资本家们来说，虽然他们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得相比于他们所雇佣的工人来说更大笔的财富，但“自由”同样不属于他们。他们看似不需要为了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计，而被迫出卖其自身劳动力，但他们却需要为维持其剥削阶级地位，如“发条人”一般，在竞争逻辑下不断重复于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资本的壮大等等，并时刻不敢有丝毫松懈。“发条人”式的资本家们一方面控制着“发条人”式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同样也被资本增殖的“发条”所控制，并必须依赖于无产阶级，“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是虚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1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样被束缚在自由的陷阱之内而不自知。更讽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必须要不断扼杀他们的利益来源——无产阶级，以使自身的利益更大，或者说更加符合“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这也正是资本自身发展的悖论。另一方面，资本家自由的丧失，在现实中相对于“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来说，表现得更为隐蔽。商人赚钱后仿佛自由了，但这种自由仅仅局限于是否需要其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取到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们仍无法摆脱竞争逻辑所带来的内心惶恐，“于是只好竭力使自己忙碌起来，终于沦为了一架赚钱机器”(孙周兴，第14页)。甚至于，在是否需要其出卖自身劳动力这个层面来看，资本家们都无法实现自由，这里的自由并非指是否需要的层面，而是在于是否被允许，是否被“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所允许，资本家们从生理层面虽然大多不会产生这样的需要，但即便他们出于个人爱好、兴趣追求、生活体验等等或是其他别的原因，其他与资本增殖相违背的任何原因都好，这样的需要在现实中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会消耗掉他们过多的体力、精力、时间、机会等等，而“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要求他们必须将全部这样的体力、精力、时间、机会等通通用于潜心研究他们的企业、工厂，新的技术革新、新的投资领域等等，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增殖。因此，企业间的相互吞并、行业的垄断等，似乎是每个资本家的奋斗目标。事实上，资产阶级无法获得自由的生活，哪怕是自由的消费，然而，相比于无产阶级的遭遇，资产阶级却获得了充足的优越感，但是他们仍然必须将自身可调配的全部力量应用于竞争，以应对竞争。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土地占有者，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每一个较小的竞争者群体都必定希望为自己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3页)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打破了以往一切对其的束缚因素，“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8－179页)换句话说，资本消灭了一切阻碍其自身壮大的力量，并将其本性完全释放开来，进入了自身的运行轨迹，同时人为包装出一种空前的幸福感或自由感。更为重要的是，资本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打开了广阔的竞赛世界的大门，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必须不断加速，即无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皆陷入以实现生产的目的(获取资本)为目的的逻辑。“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上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同上，第179页)这使得“自由”的、以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竞争行为，充斥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三重矛盾关系的始作俑者，正是以“自由竞争”为手段，实现“资本基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在根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控制。(参见白刚)资本逻辑伴随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而形成、完善。在资本力量相对制度力量较弱时，资本仍需要依靠旧有的生产方式来发展自身，虽然这样的旧生产方式正不断衰弱，“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80页)当资本力量强大到依靠其自己的规律运动之时，即资本逻辑充分形成之时，连同它的创造者——资产阶级——亦同样受制于这样的逻辑之中，如“发条人”一般，构成整个资本王国的运转环节。当资本意识到其自身逻辑恰恰是其自身发展的根本桎梏之时，它就必将退隐到幕后，而走上台前的正是资本为实现对其自身毫无约束的运动方式——“自由竞争”。竞争作为资本的本性，一方面将这种资本的内在规定施加给对方，另一方面又强加给自己。并且，为维护游戏规则的“合理性”，将“自由竞争”与“个人自由”等同，这使得这样的一个观点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自由竞争”即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否认自由竞争即否认个人自由。然而，这样的理论隐藏的根本前提是:一切的所谓“自由”不过是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自由”。对此，马克思批判道:“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0－181页)，使得人的个性必须屈从于极大的物的权利。这正说明:在以资本逻辑为根本发展逻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实现了对任何人的全方位管控，无论“现役劳动军”“产业后备军”“人才储备军”“现代性废物”抑或“发条人”式的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三重矛盾中，劳动者、资本家同样遭遇了“自由”的失控，各自只能在资本的庞大机器中扮演着自身的小角色，直至自身的消亡，生命的终结。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费也仅仅依存于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竞争制度如何屠杀了并且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2页)而失控的原因正在于资本逻辑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黑人”与“奴隶”、“纺纱机”与“资本”、“黄金”与“货币”、“砂糖”与“砂糖的价格”之间的关系一样，而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又恰恰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规避了一切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但仍无法突破其自身的根本性限度。竞争既引发了每个要素之间的对立矛盾，又演化出了每个要素内部的激烈斗争。然而，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这样的斗争在最初的时刻胜负已分，因为剥削的奥秘使得劳动者所得甚微，而更大的利益则被资本家与土地占有者收入囊中。同时，在各自阶级内部，一方面，较强的工人排挤掉较弱的工人;另一方面，较大的资本排挤掉较小的资本，实践证实了这个结果。“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与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同上，第83－84页)极度贫穷者亲手隔断了他与整个资本世界的联系，虽然他仍然无法逃离资本的控制;极度富有者亲手垄断了他所占据的整个市场领域，虽然他仍然无法逃离资本的控制。“发条人”隐喻深刻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私有制引发的分裂，在“自由竞争”规则的加持下，形成了贯穿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整竞争逻辑闭环。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原则掩盖下真实存在的三重竞争矛盾关系的批判，即资产阶级内部竞争的批判、无产阶级内部竞争的批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竞争的批判，深刻揭示了引发资本主义社会三重矛盾的政治逻辑，并科学预见这一问题必将延伸出的社会后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在资本家“主动轮”的传动下，皆丧失了真正的“自由”，却又在“自由”的陷阱中如“发条”般不停旋转，越陷越深。由资本自身发展生成的资本逻辑，终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枷锁。对于恩格斯“发条人”隐喻与马克思“主动轮”比喻的阐释，使我们以资本主义社会全部人的存在状态为视角，更为立体地透视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完整历史面貌的清醒判断，并更为准确地寻找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边界，与其自身逻辑限度的症结。任何事物自身永远是它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限制从不来自外界，外界制约性成立的前提，根源恰恰在于内部对这一限制的恐惧与缺失。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来说，仿佛在资本逻辑形成的时刻，任何从逻辑内部的突破路径都无可能，如果说唯一的方式是使资本机器停滞，更准确的说是一种“自愿停滞”，但是对“竞争”的“自愿停滞”的期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会落空，因为这似乎在抵抗资本的“欲望”与“本性”，或者说，是在否定资本逻辑自身的生成逻辑。另外一种不能称之为“期待”的结局便是资本机器的“自然停滞”，这样说的原因在于，由于“自愿停滞”的不现实性，导致了资本机器运转的最终后果，即迎来“自然停滞”，或者说是“自然”的停滞、增长的极限、资源的枯竭，正在形成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危机。在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中，我们已然可以清晰地洞察资源问题并非简单源于人口的过剩，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主体间交往的异化。在资本逻辑宰治下，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异化导致了主客间交往关系的异化，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将再次加剧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资本在宰治人的同时，剥夺了技术的中立属性，使技术由人类合理改造自然的工具，发展为资本统治人的工具。在以金融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与更为隐匿的剥削手段。在数字手段的监视下，主体盲目追逐被激发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满足，生产的目的完全被消费所取代，甚至于资本的增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产与资源的束缚，人类的自然需要将彻底沦为技术化的需要，资本将通过对技术的控制进而完全控制人。因此，我们需要从“发条人”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存在论批判中透彻的把握到，即使突破资源的限制、技术的壁垒，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控场所形成的人的存在异化，与之所反射出的主体失格，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丧失仍然无法除消，即使在全面人工智能时代亦然。主体性丧失恰恰是以主体被资本剥夺自由为前提的，因此，对“发条人”隐喻的阐释，无疑是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更为透彻的现实推进。对“发条人”隐喻的诠释，及其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存在论批判，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了当今资本主义竞争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资本只能延缓其自身的灭亡时间，而无法在根本上使这样的时刻消除，所以，在“自由竞争”原则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条人”之间的三重矛盾关系也无法在根本上破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重矛盾，以及其背后的产生根源，实质上是资本力量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摆脱了以往制度力量束缚所致使的。或者说，是资本力量与制度力量的合一，在这样的维度下，资本如脱缰的野马，陷入了绝对的自由，而这样的“自由”使身处其中的任何人都失去自由。对“发条人”隐喻的诠释，从根本上披露了资本逻辑自身的限度。这种限度需要从外部来打破，即以制度力量驯服资本力量。因为，由制度力量与资本力量相互博弈而生成的后果，也必将在制度力量与资本力量的博弈间得以改变。[1] 白刚，2016年:《资本逻辑的三种形态》，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3期。[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5] 普殊同，2019年:《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6] 孙周兴，2020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7] 王庆丰、苗翠翠，2019年:《“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载《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扫描二维码 | 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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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7期